国人商定战争配款的时候约定,这次赔偿给天朝的款项,尽数以英镑结算,否则的话,日后运到我朝,还要按照这种比值进行换算,弄不好的话,我们真正到手的钱,还没有那么多呢这还不必提再进行二次换算,成了劳民伤财的折腾人的把戏了”
阎敬铭知道他不懂,只好给他解释几句,“皇上,这是不同的。”在户部任上数年,入职军机处以后,也是管部的大臣,后来又向身在北京的外国教习,通晓经济之法的人请教多时,阎敬铭在这方面,真可称是大清第一人了。特别是在咸丰七年之后,朝廷新开天津等三地口岸,和往来中华的外国人经营商贸之事,使得各省——特别是沿海各省的经济状况进入到飞速的增长期,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。即各省分别请旨,开炉鼓铸的银圆、铜圆为数甚多,但出现了两处弊端:第一是鼓铸的数量很多,却品质不一,解送到部的官宝银子,总要折色;第二就是各省虽然能够使上缴国库的税银大量激增,但却引致银价大涨,到咸丰九年的时候,市面上一两本来应该兑换一千文铜钱的银子,增值到要一千六七百文铜钱才能换得。
这样的情况,于富豪之家还没有什么,却苦了小民百姓,更不必提江南数省之中,与洋人交往日渐增加,折磅的亏累相当严重,以致辗转亏折,公私交困。这还不算,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西洋各国,纷纷提出要求,要中国政府施以行政手段,划一币制。而在这之后不久,任职新开三口通商衙门办事大臣的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,内中说,“……天津贸易日盛,市面银钱日紧,银号因之居奇,钱商转以射利,遇有大宗款项,以银易钱则钱贵;以钱易银则银贵,辗转亏折,公私交困。现在各省鼓铸银圆,诚恐钱商有意挑剔,未能畅行。若不设法变通,实不足以通商、惠工、便民。据天津银钱所总局道员李竟成、孙宝奇会同微臣等共同禀称,以该局每年进出银钱甚巨,拟筹五万两为成本,设立通惠官银钱号,将来天津机器局所铸银圆铜钱,随时向该号兑换往来,以利寰法而资周转。”
“……臣查西洋等国,皆有国家银行主持钱法,商贾无从把持,立法未为不善,中国尚未创立银行,亦应随时随地斟酌调剂,臣等所请设立官银钱号,俾银圆可以通行,而市价亦有准则,于公款商务目前既多裨益,如果试行有效,将来即可为开设银行张本。”
这份折子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,币制改革,到了这咸丰十二年,也似乎到了把它拿到案头上的时候了,不过他可不准备让李鸿章承担其事——他的贪名在外,若是把这样的责任给了他,不提他办的好不好,日后查出有贪墨之行,自己管是不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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