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,又是货主,一石二鸟,财源广进,到1947年,已跻身千万富豪。
当年百万富翁已是非常了不起,赵从衍三十出头就有千万身家,在富翁云集的上海滩亦不多见,以市值论,相当今天的数亿。
赵从衍马上大举进军房地产,购下的物业竟有数条街之多。好像赵氏是开国家银行的——他那艘国星轮就是“银行”。
1948年冬,红党气吞山河,锐不可挡。赵从衍安排太太带幼女乘飞机去香港,然后带四个儿子乘自己的船去香港。赵从衍选择了中立的香港为避风港。
赵从衍的儿子赵世光回忆当年的情景:“当时父亲告诉我们要到香港度假去,谁知一去便是几十年,而且是在香港落地生根。当年,我们乘搭的那艘轮船体积庞大,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吨,俨如巨无霸一样,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。”
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。国星轮三千五百吨级,是当时比较大的海轮。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,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。
逃港的上海人,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,带来一笔“会走动的资产”,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。
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,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。为了揽货,赵从衍把运费压低,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。
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多,估计一时难回上海,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,雇用一名粤籍的香港人帮他揽货。
“有船就是印钞机”——当年为韩战运载货物的船主、货主均这么说。
然而,利润大,意味着风险大。港府对内地实行禁运,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,已是不易。
过湾湾侮峡,果党军队为防红党攻打台湾,在海峡布水雷。
愈接近辽东半岛和北韩,危险愈大,若遇到漂亮国巡洋舰,不是被扣留,就是被击沉。
船毁人亡、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。
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,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,开辟至日本横滨的航线。
韩战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,由于地理的原因,日本成为漂亮军的后方基地,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。
日本工业化路子与香港一样,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。远东大闹船荒,国星轮不愁货源,运费虽比跑“险程”低,盈利仍十分丰厚。
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,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。到五十年代未,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,然后慢慢的把老船淘汰。
随着船队的庞大,赵从衍渐渐放弃全船揽货经营的单一方式,将一部分船只租赁出去。
赵从衍的做法是:假设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一千万,每月连本带息要还五十万,但月租金收入有一百万,除了还本息,还有钱赚,大约两年赚回一条船。
赵从衍对赚钱锱铢必计,精打细算。
赵从衍说:“港督府规定船只必须每年入船坞接受检查一次,若船员在船只进入船坞前便维修妥当,船只留在船坞的时间便可由两星期减缩为七天。节省了七天,便等于多赚了钱,这便是我当船主的生财之道。若船又出了毛病,租船者便不肯再租,若能准备精干的工程人员解决出现的毛病,让船只得以继续行驶,问题便可解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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