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到了中后期,皇家、宗亲、勋贵和大小官员,有许多都涌入到了商业领域,并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,在商海里兴风作浪。
对这些人来说,交税肯定是不会交的,一辈子都不会交一文钱。
而他们靠经商获取的财富,却远超那些乖乖缴税的中小商人。
历史上不管是嘉靖还是万历,为了捞钱都巧立名目大肆增收商税。
可他们所压榨的,全都是那些原本就赚不到几个钱的商人。
那帮真正富得流油的,反而有如隐身一般,朝廷完全不管不问。
明朝中后期的几个皇帝全都抵着本就没多少毛的羊薅,等到了崇祯时,那些羊差不多都已被薅秃完了,他自然是再也薅不到羊毛了。
再加上当时“一条鞭法”已完全崩坏,田赋也收不上几个钱来,于是国库差不多快空了的大明也就走到尽头了。
正因为知道这些,朱宸濠才决定借对商税动手的机会,根除这个已经处于萌芽状态的大弊端。
既然已谈到了这个话题,当然就得敞开了讲。
“各位臣工都知道,我大明对商人的态度在历朝历代里,都是最为宽松的。
太祖虽规定官员不得参与商业经营,可实际上只严禁了四品以上的大员,而四品以下的,则并未强制执行。
然而到了弘治、正德时,虽政令未变,可那些四品以上的大臣,以及宗室、外戚和勋贵们,皆纷纷利用家奴来为自己经营店铺或开设作坊。
这些人表面上没有违反规定,可实际上呢,让那帮家奴打着自己的旗号经商,跟他们自己做又有何区别?”
明朝中后期大臣利用家奴涉足商业,那已是基本操作。
就比如那位圈占了几十万亩良田的徐阶徐阁老,他可不光对田产感兴趣,还让家奴在老家华亭县蓄养了大批织妇,开办纺织作坊,贩卖丝绸布匹以谋取暴利。
“太祖之所以不许四品以上的官员经商,就是担心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破坏商业规则,损人而肥己。
可现在,这个风气似乎有些治不住了啊。”
朱宸濠冷眼看着下方继续说道:
“你们是朝廷的重臣,若都想着为自己牟私利,那还能有心思治理国家吗?
朕也知道财帛动人心,所以想来就算朕再怎么严令禁止,那些已通过商业获利之人中的大多数,仍是不会收手的。
朕现在也不想查你们中都有哪些人在经商,但却要提醒一句,无论是谁,以后都不要利用身份来逃避征税。
总之一句话,凡经商者,只要收入超过了起征线,那都得缴税。
朕的令谕发布后,若还有仗势不缴,以及偷逃税款者,皆严惩不贷。”
朱宸濠也知道,不管在哪个时代,要想彻底杜绝权贵和官员经商,根本就不可能。
即便他们自己不亲自下场,可其子女、亲戚、家奴、仆役什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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